“这份材料，我们正式入卷。”

“你不是‘反馈材料’。”

“你是证人。”

“你讲的不是情绪。”

“是案情。”

第二位讲述人，是个男孩。

他十八岁，穿着一件黑T，一上台就说：

“我是被安排人的。”

“我不是讲述人。”

“但我现在想讲。”

“我讲我当年，是怎么一步步把别人往那个‘体验区’里送的。”

“我收的是现金，没有签合同。”

“我当年跟着一个做‘项目协调’的老板，他说‘你就是联络员’。”

“让我在微博、小红书上找那种‘说自己穷’、‘说自己没出路’、‘说想红’的女孩。”

“我联系她们，送她们去‘风荷’。”

“我告诉她们，有机会拍广告，有人请客，有人帮签工作室。”

“她们信了。”

“我送了七个。”

“有三个，后来联系不上了。”

“有一个跳楼，没死。”

“但她现在说话断断续续的。”

“她还会记的我。”

“她见我那天，在风荷门口问我一句：‘你是哪个导演派来的？’”

“我说我是助理。”

“她说助理也算人吗？”

“我当时没回答。”

“我现在回答她。”

“我那时候，不是人。”

“我是工具，是他们用来筛人的筛子。”

“她们进去，是我拉的。”

“她们出不来，是我没讲。”

“现在我讲。”

“不是求原谅，是我知道——她们讲不出来了。”

“她们死了，我活着。”

“我就该讲。”

程漾让人给他准备了档案表格，让他自己签字写名。

他把名字写上去了。

“我叫石然。”

“十八岁。”

“我不配的轻判。”

“但我愿意作证。”

第三位讲述人，是个记者。

年纪不大，穿着长风衣，挎着旧单反。

她坐在讲述位上，拉开背包，从里面掏出一张老档案。

“这是我五年前第一次跟‘青年文化调研团’去拍专题时留下的项目安排表。”

“上面写的是‘女性成长项目——心声采样’。”

“他们给我的是素材清单。”

“我对着清单一个个拍，拍那些‘说自己改变了’、‘说自己感激平台’、‘说自己愿意配合’的女孩。”

“有一个女孩，我现在还记的。”

“她说自己愿意拍视频，是因为不想被退回。”

“她说她之前拍过一次，剪出来不够‘正能量’，被退了。”

“所以这次她化了妆，笑的特别大。”

“但她笑完那一段，转头就吐了。”

“我想关机，被制片人拦了。”

“他说‘先录完再说’。”

“我那时候只觉的恶心。”

“但我没说话。”

“我不是没良心。”

“是我知道——我要讲出来，就的丢饭碗。”

“我那时候才刚转正。”

“我怕被骂，怕被刷差评，怕‘态度不稳’。”

“我后来没去风荷了。”

“我转去别的板块。”

“可那女孩后来死了。”

“她被写成‘精神失调’。”

“我知道她不是。”

“我见过她下班走在那条小道上的样子。”

“她走的直。”

“她不是疯。”

“她只是讲的太真了。”

“真的让他们怕了。”

“我现在讲，是因为我知道——她讲不回来了。”

“但她那段视频还在。”

“我带来了。”

“你们可以放出来。”

“让他们看看——她当时说的‘我愿意’是拿刀指着讲出来的。”

程漾当场打开视频。

片子不长，四分十七秒。

前两分钟是讲述人讲自己“收获成长”，后两分钟是她关掉麦后趴在桌上吐的画面。

视频结尾，只有一句话：

【我讲了，我能活吗？】

那一刻，现场没人说话。

只有录音笔还在亮着灯。

程漾收了视频，一句一字落档。

“这段视频，立卷。”

“这不是表演。”

“是证据。”

“她不是‘配合者’。”

“是受害人。”

她看了眼时间。

下午四点二十七。

讲述会还有七个讲述人排着。

她说：“不撤场。”

“我们听完为止。”

“每一段讲述，不是直播。”

“是——立案。”

那天下午，讲述会一直开到晚上九点半。

中途没人起身走人。

现场椅子坐不下，就站着，站不住就靠着墙。

有人点了一盒烧饼，一袋矿泉水放在后台，谁讲完谁就过去拿一口。

也没人喊饿。

因为没人舍的走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