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一夜，其实也挺难过的。

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睡前跟他说了太久的话，睡着之后，呼吸变得越来越费力，我能感觉到自己的胸廓在拼命扩张，可吸进来的氧气却像漏过筛子的水，怎么都不够用。

那种熟悉的疲惫，从骨髓深处一点一点渗出来。

我靠在他的怀里，我们的呼吸交错着。他的呼吸平稳而均匀，而我的却越来越急促。

每一次喘不上来的时候，我就在心里告诉自己：再撑一下，再撑一下就好。不知道撑了多少个“一下”，我实在是撑不住了，心跳轰鸣，胸口像是要被撕裂，沉重的呼吸声，终于把他吵醒。

他几乎是瞬间惊醒，身体猛地绷紧，手臂本能地收紧又迅速松开，像是怕压到我的胸口。

他撑起上半身，借着地灯昏黄的光看着我，声音一下子就急了：“你又喘了？什么时候开始的？”

我张了张嘴，却根本说不出话，只能轻轻摇头。

他大概是又着急、又心疼，一时间竟有些手足无措。他低头看着我，手伸到一半，又停住，像是每一个动作都需要重新思考。

“怎么办……怎么办……怎么办……”他轻声嘟囔着，一下子乱了阵脚，手在我后背和床头之间来回晃了好几次——想扶我，又怕动作不对；想调整位置，又怕让我更难受。

直到某一个瞬间，他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，猛地抬起头，伸手按下了呼叫铃。

“叮——”铃声响起。

这是他对无数患者家属说过的话：有事按铃。可轮到自己时，他却差一点忘记了这个最基本的东西。

呼吸科的值班医生很快赶到。正压面罩重新扣回到我的脸上，床头被摇高，我歪靠在床上，只能听见周围的人说话，却没有力气回应。

他一直紧紧握着我的手，眼看我的情况越来越差，忍不住焦急地问：“现在感觉怎么样？”

我摇头。

过了几秒，他又忍不住继续问：“胸闷吗？哪里难受？还能呼吸吗？”

我还是只能摇头。

呼吸科医生调整完氧流量，观察了一会儿，终于直起腰，把听诊器从耳边摘下来，挂在脖子上。

他看了一眼监护仪上逐渐回升的血氧，又看了一眼旁边那个明显已经乱了分寸的人，皱起了眉头：“主任，你怎么回事？”

呼吸科医生的声音不重，却带着一种同事之间才会有的直接：“这种时候，你应该让她休息，不要这么着急地去逼问她。”

他愣了一下。

呼吸科医生把他拉到一边，看了我一眼，压低声音说道：“她刚才喘得连话都说不出来。”

“你还在旁边连珠炮似地发问——这一通折腾下来，她又要消耗掉多少氧气，你知道吗？”

他没有反驳，只是默默低头看着我。

呼吸科医生停顿了一下，忽然问：“你以前应该也见过不少这样的家属吧？”

他沉默了，过了很久才开口，喃喃道：

“以前……我确实不能理解。”

他又看了一眼躺在床上的我，声音很轻：“可是现在……看到她难受的样子，我真的冷静不下来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