父亲从办公室拿回来一沓材料，有吉林大学的招生简章、校园地图、长春市交通图，还有一份手写的清单，上面列着“需要准备的东西”。他字迹工整，一笔一划，像是写公文。钟翙瞄了一眼，看到“羽绒服两件”“保暖内衣三套”“常用药品”这些，鼻子一酸，没细看。

钟翙自己倒是不慌不忙。她买了羽绒服和雪地靴，又去书店挑了两本法学入门的书。她翻了几页，密密麻麻的法条和术语，头有点大，但还是买了下来。她觉得自己应该多多少少准备一下，哪怕只是为了让自己觉得“我在主动做点什么”。

七月末，录取通知书到了。

EMS快递员在楼下喊“钟翙，通知书”，她跑下去，在签收单上签字。信封是红色的，上面印着“吉林大学”四个金字。她拿上楼，父亲在客厅里等着，见她进来，说：“拆开看看。”

她拆了。通知书上写着她的名字和“法学专业”，下面是一行小字：“吉林大学欢迎你。”

父亲拿着通知书端详了一会儿，拍了张照片，然后递给钟翙，说：“收好。”

钟翙把它夹进书桌的抽屉里，和高中毕业证放在一起。抽屉里还有一张她五岁时画的全家福，蜡笔画，三个人歪歪扭扭的，太阳涂成了绿色。她看了一眼，把抽屉推上了。

八月过得很快。钟翙和高中同学吃了好几顿饭，有人去北京，有人留江淮，有人去了更远的地方。大家聊起来，都带着一种刚脱了笼子的兴奋，但聊到最后，话题总会落回高中那三年。谁喜欢过谁，谁被老师骂得最惨，谁在晚自习偷偷吃泡面。钟翙坐在其中，笑着听，偶尔接一句，觉得自己好像在翻一本已经翻旧了的书，每一页都熟悉，但不再有当时的心情。

有一个晚上，她和最好的朋友程暄骑车去江边。长江夜里是黑的，只有对岸的灯火模模糊糊。她们坐在江堤上，吃着一盒草莓，程暄忽然说：“我觉得你从来没说过自己真的想要什么。”

钟翙愣了一下，然后说：“想要什么……这很重要吗？”

“不重要吗？”

钟翙没接话。她看着江面，远处有船灯在漂。她想，也许朋友说得对。也许她确实没什么“真的想要”的东西。高考、志愿、专业，都是“挺好的”就接受了。但她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。她觉得“挺好的”本身也是一种选择，只不过不那么响。

“我要看雪。”她忽然说。

“什么？”

“我说，我要去东北看雪。这就是我想要的。”

朋友笑了：“行。到时候拍照片给我。”

“嗯。”

那天晚上回到家，母亲还在客厅看电视。钟翙换了鞋，坐在母亲旁边，靠着她的肩膀。母亲问她去哪儿了，她说和同学去江边。母亲没多问，只是拍了拍她的手。

钟翙闭着眼，忽然说：“妈妈，我会想你的。”

母亲的手停了一下，然后轻轻“嗯”了一声。

出发的日子定在8月28号。

父亲订了机票，飞长春龙嘉，早上八点起飞。头天晚上，母亲帮钟翙最后检查了一遍行李，羽绒服、保暖内衣、感冒药、创可贴，一样一样地确认。

钟翙洗了澡，躺在床上。床单是新换的，晒过，有阳光的味道。天花板上的夜光星星还在，早就不亮了。她盯着那些胶印看了一会儿，想起小时候夏天，外婆摇着蒲扇，母亲在旁边给她念故事书。

她翻了个身，把脸埋进枕头里。枕头也是晒过的，蓬松、干燥，带着一点洗衣液的香味。她深深吸了一口。

明天就要走了。

家、父母、这张床、这间房——所有这些她习以为常的东西，明天之后就要变成“远方”了。她知道父母会好好的，她也会好好的。她知道吉林大学在等她，法学在等她，雪在等她。

但她还是想多闻一会儿这个味道。

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她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行李箱还摊在地板上，衣服叠了一半。手机屏幕暗着，最后一条消息是母亲发的：“早点睡，明早妈妈叫你。”

她没有回。她睡着了。

然后她醒来。

在1915年，一艘从美国驶向中国的游轮上。

在一个十五岁女孩的身体里。